哈尔滨私人侦探在司法实践中，较普遍地存在法院对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置之不理的现象。符合抗诉请求情形的较好落实，但属于偏轻偏重的裁判，其处理则较为复杂。为此，笔者以为，首先应强化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，针对漠视检察机关求刑权并作出不当裁判的法官应区别对待。对于徇私枉法裁判的，检察机关除依法向该法官所在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外，还应向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，由有关部门作出相应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       其次，建立量刑建议采纳与否说明制度。法庭无论是否采纳，均应在判决书中阐明公诉人所提出的具体量刑建议，并阐述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。如果量刑建议不应被采纳，可以知道量刑建议错误所在，有利于总结经验，提高量刑建议水平。如果量刑建议应当采纳而不被采纳，检察机关可依此作为抗诉理由，这样可有效地启动二审程序，通过二审予以纠正。

       关于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，大致有两种：一是提出一个量刑幅度。二是直接提出一个具体的宣告刑。笔者认为提出一个量刑幅度较为合理，既有利于保证量刑的公正性、准确性，又不影响法院的审判权。但对于可适用的刑罚种类较为单一或者符合免予刑 事处罚、缓刑、死缓条件的情况下，也可以发表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。

       我国刑法中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法院适用刑罚时的量刑酌定情节，并规定了对死缓、累犯、自首、缓刑、减刑、假释等刑罚制度的适用时，必须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内容。例如，对缓刑的适用，要“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，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，可以宣告缓刑”。哈尔滨私人侦探对假释的适用，必须是“确有悔改表现，不致危害社会，可以假释”。对减刑的适用是“如果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，可以减刑”。

       刑事立法是创制法律，有只对行为不对行为人的特点，因而刑罚立法以社会危害性范畴为主要内容，根据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要求来安排刑罚体系、种类、法定刑的幅度。但是，刑罚立法不可能无视人身危险性的存在。纵观各国刑法，一般是在总则中做比较原则性的规定。西方国家对量刑原则的表述虽然有所不同，但在量刑时除考虑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以外，都要参考能够反映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个人情况。这表明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在刑罚立法中的重要意义。